孟子不仅是中国人文思想方面的亚圣，还是诸子中经济言论最多的的思想家之一。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是，孟子的经济思想偏于稳重与保守。显然，在科学突飞猛进、GDP不断增长、生产方式快速变革的当今时代，孟子的经济思想具有矫枉过正的作用，值得玩味与借鉴。
用税收限制过度投机
古人做生意，用自己所有交换自己所无，官员本来很容易管理的。可是有一个卑鄙小人一定要爬到龙（垄）断上，东张西望，一门心思要把利益搜罗干净，一点机会也不给别人。人们很气愤，认为他太卑鄙了，所以向他征税。向商人征税就始于这个卑鄙的小人。
垄断，古字作“龙断”，就是田地分界处的高埂，今天“垄断”的含义就由此而来。做买卖时，站在高处偷窥行情，见机行事，进行转手，从中渔利，这在今天是通常的做法，在古代却被视为卑鄙的行为。然而，在用税收限制过度投机这一点上，古代与今天不应该有什么区别。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社会财富主要来自土地，过度的财产流动或投机（包括过度发展商业）必伤国本——农业。孟子敏锐地发现了这个规律，呼吁予以制止，办法就是利用税收杠杆调整经济利益关系。
对什么人征税？孟子很明确，对奸商征收重税，对遵纪守法的商人免税。孟子有过如下精彩论述：“市场上准备出储存货物的地方，不征税。货物有大量积压的时候由国家来收购。这样做，天下的商人都高兴，都希望来到这样的国家做生意。关卡只检查而不征税，这样天下的人都愿
意取道这个国家。对农民只让他们种公田而不征税，天下的农民都很高兴，都希望移居到这样的国家种地。在百姓居住的地方，不收人口税与地税，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都愿意做那个国家的子民。”
孟子对税种颇有研究。夏朝用“贡”的方法征税，商朝用“助”的方法征税，周朝用“彻”的方法征税。这三种税的税率都是1/10。“贡”是取三年的平均值收税，而“助”以当年的收成为基准。孟子借助龙子的话，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取舍——选择“助”的方式。为保证税收公平，孟子还强调，地界的划分要精确。今天，要让孟子当农业部长，才能应该绰绰有余。
“恒产”是道德的基础
孟子的义利观与孔子有所不同。孔子似乎是排斥利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强调具体分析，有义之利、不义之利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孟子辞官归家之后，齐宣王派人给孟子送信，说要送给他一处寓所与一万钟粮食，用以供养弟子，传授学问。孟子拒绝了。弟子陈臻不解地问孟子：“您在齐国时，齐王送您一百镒金您不要。到了宋国，宋王送您七十镒金您却收下了。在薛国，薛王送您五十镒金您也收下了。如果接受别人馈赠不对，您就不该接受宋王与薛王的馈赠。如果接受别人馈赠没有什么不对，您就应该接受齐王的馈赠。接受与不接受总有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吧。”
孟子回答说：“接受与不接受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宋王赠予我盘缠，薛王给我一些钱打造防身武器，都是必要的，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齐国就不一样了，齐王并没有给我钱的理由，像是在收买我，所以我不要。君子哪能用金钱收买呢？”
孟子有两个重要的经济思想，一个是要让卿大夫有稳定的世禄，另一个是要让民众有稳定的资产（恒产），不可废其一。
让民有恒产其实就是聚财于民。孟子有个看似不成立的立论：对于百姓来说，有固定资产（恒产）的人才有坚定的道德观念；没有固定资产的人就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在孟子那里，固定资产成为了道德的坚实基础。这与管子的“仓廪足而知礼仪”有些相似。本来，道德与财产是没
有关系的，阳虎（春秋时期鲁国的宰相）甚至认为：“要富裕起来就没有仁爱可言；要讲仁爱就富裕不起来。”西方的亚当·斯密则认为，人人为自己，自然而然就有公共利益了。
孟子则有所不同，他坚信，让每一个人都持有保证其生存的“恒产”是推行仁义道德的大前提。公共利益靠道德，道德靠教化，决不像亚当·斯密所说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从数千年的经验看，孟子的观点可能更接近于事实。西方的福祉也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权运
动使然，而民权是教化的结果。应该说，这个过程符合孟子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