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科学的决策，必然会以兼顾多元化目标为基本取向，同时以实现总效用的最大化为价值归宿。当前备受瞩目的中国政府“ 4万亿投资”，最值得考量的正在于效用最大化问题。究竟如何实现这4万亿政府投资的最大效用？在经济增长的总目标下，是应该更多地依靠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来拉动内需，还是更多地依靠构筑金融安全和社会安全体系来抵御风险？这4万亿投资效用最大化的“临界点”又是什么？
被忽视的“安全网”
应对此次危机，国务院启动4万亿投资的理念是“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因此，4万亿投资布局中，交通工程成了重点，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投资 1.8万亿元，约占总投资的一半。从比较效用的观点来看，这次政府投资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呢？政府“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自然重要，而且有它的道理，但“铁、公、机、电”几乎全是垄断部门，对拉动内需的作用不大，只能体现传统政绩。以铁路为例，铁路存在的问题是体制落后，政企不分，无法拉动民间资本。那么，是否可以在强调这些交通工程投入的同时，将不太能彰显政绩却在危机时期能够起化解作用和保障社会稳定作用的国家安全网加以重点考虑？正如有关专家所言：“与其把钱砸到项目里，铺路架桥，还不如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
“安全网”，包括金融安全网（重点指存款保险制度）和社会安全网（主要指社会保障体系），在4万亿的政府投资组合和重点投入中几无提及，不能不说是此次政府投资重点的一个缺失。
政府投资效用的临界点
危机关头，无论是拉动内需还是刺激经济，保证社会稳定当是重中之重。政府的投资效用，要做到显性与隐性的平衡。显性效用通常体现为项目投资，而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工程往往是地方官员乐而为之的；隐性效用则不那么明显了，通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工程，但往往又是最重要的，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效用就会有所差异。那么，政府投资策略是关注显性工程还是隐性工程呢？不同的选择必然会决定投资的博弈均衡点，亦即此次政府要拉动内需和社会安全保障的临界点。试想，没有社会安全稳定做保障，何谈经济发展？好比一个人若是病入膏肓，其余一切对他还有何意义？故而，在建立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拉动内需，至少在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加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应该是此次政府投资结构的重心。
最近有不少报道显示，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大量失业人员已提前返乡。截至11月18日，仅四川籍提前返乡的农民工人数就已达 28万余人。但中国的失业潮才刚刚开始，远未达到高峰期。大批人员失业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危机来临时都不可避免的，但倘若激增的失业人员连衣食住行都出现问题，必然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随之增加，致使社会有动荡乃至混乱之虞。由此可见，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系统这道防火墙，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投资项目、拉动内需，就是此次政府投资效用的临界点。
放松信贷挑战金融安全
政府支出可以拉动需求，但不能代替市场需求，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下行的趋势，因此，必须利用改革来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除了对增值税进行改革，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放大政府投资效用以外，还实施了放松信贷五项措施的金融改革。上述改革使银行信贷结构面临调整，即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银行扩大信贷为快速给企业注入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带来了利好，而企业发展又会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同时又带来了金融安全问题。
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中，银行贷款至少会占到一半以上。受拉动内需的精神指引，权力分配介入了市场。由于寻求额外收益的冲动，各级政府额外收益的非生产性行为随之发生——纷纷去找银行，而地方政府的垄断特权又使得银行必须无条件放贷，“寻租”现象便由此而生。“寻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