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断有人让我就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或应用的成败得失谈点看法。众所周知，由于经济学在中国还承担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争论，都连带着关于“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所以，这个话题不仅大而且敏感，绝不是一篇小文所能容纳的。但沧桑三十年后，我还是想轻松地说说这个话题。就从最近我所遇到的两件事说起吧。
“中国学生”的“科斯理论”
今年7月份，93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在美国牵头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一些与会的“中国学生”——本应称“中国学者”，但他们在美国同行面前的谦恭程度比学生还学生——回国后自然不会放过写与大师在一起的“回忆录”的机会。这其中，我见过的最肉麻的当面恭维科斯的话是：“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全赖您的理论得到了运用。”
这位“中国学生”所说的“您的理论”，主要应该就是在中国十分走俏的所谓“科斯定理”。围绕科斯定理，在中国产生的文献一定比美国多，我是不想再蹚这池浑水的。我这里仅想问问，这位“中国学生”是否知道科斯本人对科斯定理的看法。在1997年9月召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科斯在与一些经济学家座谈时说：“我认为科斯定理的成功——因为现在到处都在讨论它——恰恰证明了主流经济学是多么的荒谬。”“如果你仔细看了《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定理仅反映了前四页的内容，即仅说明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需要什么样的契约，但后面关于是什么原因妨碍了经济体的效率以及实际的经济体是如何运作的，他们都没有看到；恰前四页内容是最抽象的，而我关心的是实际经济体的运作。”当有人追问“但科斯定理的确是使你获得成功的关键”时，科斯回答说：“绝对是，但这种成功是因为错误的原因所导致的。对于那些关心成功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但对那些关心发展主题的人来说那不是什么好事。”
既然老师都否定了“您的理论”，这位“中国学生”显然是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更令人担忧的是，让这样的“中国学生”去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那不是闹笑话吗？
谁撞了谁的衫
第二件事是，不久前我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原来的标题叫《要把社会责任作为市场演进的一部分》，编辑取其中的案例分析，将标题改为《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结果有朋友戏说“撞了衫”：某位青年经济学家此前已经发表过一篇同样标题的文字！于是，我好奇地把文字找来粗看了看。用我自己文章的话表达这位先生的思想应该是：因为新药研制成本极高，风险极大，西方国家对新药品种一般都采取十分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正是赖于这种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制药企业在新药品研制可能带来的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才有了创新的动力，也才使得抗艾滋病新药得以问世，并因此使得全人类对付艾滋病有了希望。而如果要让无法付得起钱的穷人也用得起抗艾药，必须大幅度降低价格，也就意味着只能取消药品的专利保护制度。这样的后果，可能是没有一家药企愿意进行新药研制，最后可能是既无法对付穷人的疾病，更对付不了人类的疾病！所以，“付不起钱就得死”听起来非常刺耳，却是“最大的人道”：尽管没有对付穷人的疾病，但却能对付全人类的疾病。
因为经常阅读文献，我发现真正“撞衫”的是这位“青年经济学家”，而且撞的是一位经济学大师级人物 ——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约翰·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其著作《市场演进的故事》中，恰恰就是以艾滋病新药在发展中国家如何被推广的过程，来说明利益的博弈在推动市场演进中的作用的，而标题就叫做“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
按麦克米兰说法，在防艾新药推广上，无国界医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遍布世界各地的NGO，以及各种新闻媒体，都选择了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谴责制药公司把挣钱置于生命之上。而这其中，一些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参与则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是一种市场失败；同时他们还认为，从成本—收益的比较看，因为药价高昂，美国大的制药企业在贫穷国家的抗艾药物销售量本来就低得可怜，那么，允许这些贫穷国家自己仿制并低价销售这些药物，并没有侵占美国大药企的市场，也不会影响美国大药企的利润，更不会影响其研究投资。而贫困国家的收益却是显著的：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世界医药市场规则悄然发生着变化：2001年，美国五大制药巨头宣布将以成本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艾药物；美国政府也宣布不仅不对撤销抗艾药物专利权的国家实施制裁，还将对其进行援助。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了税收优惠办法，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则设立专项基金，都是为了降低制药企业研发成本，鼓励其创新冲动。尽管各方面都还需要完善，但一个既让穷人买得起药、又能维护制药企业创新动力的市场前景似乎正在形成。
正因为我事先读过麦克米兰的著作，所以看过这位先生的文字后，我当时很气愤而无奈：“He Who Can’t Pay Dies”（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这样老套的思想在美国早过时了，这位先生仍然花力气在中国贩卖，误导民众，更误导政府与社会：因为一些国内制药企业以及防艾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字！不知是不是想借这位先生之文字告诉中国的穷人：付不起钱就得死！
西方经济学PK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上两件事后，我就想，中国经济学界不仅仅是“西方经济学PK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还有一个更为基本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哪种经济学，你真搞懂了没有？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仍然贫穷的中国，邓小平就说“我们没有搞懂马克思主义”，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一些人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只知道拿马克思在19世纪说过的只言片语唬人，全然没有理会恩格斯警告过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而现在的问题恐怕是，一些人根本没有弄懂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凭着自己的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来建言献策，来臧否时事，这同样是很可怕的事情！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论述关于“经济学思维方式”时，第一条就是“约束条件”——除了“预算约束”之外更有“时间约束”。它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与时俱进”、“因时而变”。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曾有一度，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懂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几乎扮演了“布道者”与“先知”的角色。但今天，动辄称科斯定理或其他什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与当年那些“言必称马列”的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境遇一样，名声变坏了，一些红得发紫的经济学家甚至变成了恶意玩笑的靶子。作为一个群体，也从来没有哪一个职业像经济学家这样受到人们的嘲笑。这正是中国部分经济学家明明不懂却要装作很懂、或仅得以窥其一角就声称自己能包治百病而招致的报应！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曾被中国部分言必称西方的经济学家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样板间”，最近被金融风暴吹垮了！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搞起“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大规模干预市场，甚至准备把一些快破产的金融机构国有化。这让“中国学生”们很看不懂。但实际上美国自己
的经济学家是懂的：君不见，写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这样的名著的拉詹与津格拉斯两位大经济学家，不就参与了反对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填补金融寡头们因贪婪与不负责任留下的巨额亏空的签名吗？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所以，我并不认同有些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认为，在中国风光了三十年后，西方经济学现在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本土化或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将重新占据主流地位。我倒认为，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非此即彼
的选择，而是当国家遇到问题，需要求助于不同的理论时，经济学家首先要真正弄懂理论的适用条件与最新进展，庶几不致犯历史性错误，不成为后人的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