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中国进行了国家核心发展战略的调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相伴随，西方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一步步渐入佳境。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曾几何时，西方经济学著作的中文版导言都少不了“供参考”甚至“待批判”之类的字眼。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最终确立，西方经济学也得以登堂入室，以至今天一定程度上“居庙堂之高”，成了所谓“主流经济学”。
有点像“人怕出名猪怕壮”，当西方经济学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时，刀也就架上了脖子，批评一波接一波，有时候甚至波涛汹涌。有学术的地方，就会有争鸣,主流经济学挨批本不足为奇。但是，为什么主流经济学挨批会成为学术界内外关注的热点话题呢？
什么是主流经济学
实际上，西方虽没有“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但主流经济学的提法是有的，叫“mainstream economics”。
对于经济科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明显的遗憾。我们没有听到“主流数学”、“主流物理学”、“主流化学”之类的说法，因为真正的科学并没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现在大家却接受主流经济学的说法，同时又把经济学看做一种科学，或者一种“准科学”，这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
按一般理解，所谓主流经济学，就是在欧美大学经济学讲坛上被多数经济学教授所传授的理论经济学，鼻祖乃18世纪英国人亚当·斯密，主要传承者为李嘉图、穆勒、杰文斯、帕累托、马歇尔、凯恩斯、萨谬尔森和科斯等。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了近四十年，绝大多数得主应该都得归于主流经济学家。
简单地说，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效用最大化假设”和“边际效率递减假设”，重要分析工具是均衡概念和交易成本概念。主流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也承认国家干预经济的某种必要性，特别是重视国家在公共物品市场上的作用。
必须承认，在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主流经济学有很强烈的学科优势。主流经济学的语言是比较统一的，学科主要范畴也有很强的继承性，不像有的学科那样鸭一嘴鸡一嘴，显出的形态是某种似是而非判断的大量堆积。主流经济学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大量使用数学分析，不容易产生似是而非的浪漫主义结论。人们的智慧高下，可以在经济学上一决雌雄。这一点在其他人文学科中，是很不容易的。
主流经济学有什么问题
主流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当然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拿微观经济学来说，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常常发生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又和价值观的差异有关，依靠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很难消除这种争论。宏观经济学中的不同意见更多，其中所涉及到的几个总量数值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异
常复杂，其中更牵涉到人的心理预期的影响，致使经济学家在准确预测宏观经济走向时常常发生困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方法上也很不统一，让人们对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免发生怀疑。
尽管有这样一些发展不成熟所导致的毛病，但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应该是牢靠的，这样一些毛病会在它的发展中逐步得到克服。这一点应该无可怀疑。主流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如果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这种发展是决不会有连续性的。
批评主流经济学时，人们常常要提到所谓的缺乏人文关怀，这实在有点冤枉。据我的了解，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是很有一些人文关怀的。所谓人文关怀，大抵是对社会弱势阶层的关怀。如果这一点理解不算错的话，我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证明主流经济学家颇有人文关怀之心。
西奥多 ·舒尔茨是一位主流经济学家，也是早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2005年“两会”闭幕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曾提到“穷人经济学”——这就是舒尔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讲演的题目。舒尔茨对穷人问题的看法不是简单地停留在价值观的申诉上，而是强调自己长期研究的发现。他注意到，
穷人之所以穷，土地状况往往不是关键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人的因素，在于农业中的人力资本状况。但是，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往往不重视农业，甚至还通过政府的不当干预造成价格机制的扭曲，使城里人的生活过得更好，穷人便没有办法对自己的子女施以更好的教育，于是更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舒尔茨最有影响的论点，是强调穷苦农民也是理性的，他们有能力算计自己的利益得失。说穷人不理性，是富人的谎言。要穷人致富，并不需要像有的政治家高喊的那样，去改造穷人。遗憾的是，常有那种自吹要帮助穷人的人把自己看成“救世主”，要改造穷人。这种人看起来也有“人文关怀”之心，但后果常常是可怕的。
改革开放是不是主流经济学影响的结果
毋庸讳言，主流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非比一般。但与其说这是西方学者的“渗透”或影响，还不如说是中国发展的经验恰好与主流经济学的思想不谋而合。我的意思是说，主流经济学乃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一般总结，无所谓东方或西方，甚至也与意识形态无关。
这里面有几位重要学者特别值得一提，他们不但熟谙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而且几乎都指出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却几乎都没有主流经济学的专业背景，他们分别是顾准先生、孙冶方先生和薛暮桥先生。
顾准没有留学国外的经历，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逐步掌握会计学，之后陆续出版过一些有关簿记的著作。1935年，顾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职务是江苏省委副书记，此后差不多一直是党或政府的经济官员，直到1952年受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学部）经济研究所。1956年，顾准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以为，顾准提出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初步想法，出于他自己对中国经济的观察思考，不能说他有什么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背景。在他那个时代，要自学主流经济学的主要著作，都很困难。
孙冶方先生是又一位对中国经济发展作过认真思考，并提出重要建设性意见的学者。他有留学苏联的经历，是著名的中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也是党内善于思考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著述看起来是出于“完善计划经济”，但实际上反映了他对计划经济的一种批评态
度。他关于价值规律的一些看法，是引起后来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理论先声。自然，我们还是不能说孙冶方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什么影响。
薛暮桥先生更是一位“自学成材”的重要经济学家，他的学问主要出自他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实际调查，特别是他在中国农村所作的深入调查。1949年之后，他又参与政府经济决策，有了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更好条件。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同样是中国市场化经济改
革的理论先声。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有一些学者去国外学习（如吴敬琏、董辅礽等），还有的学者开始在大学讲坛上讲授主流经济学知识（如厉以宁等），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力大大增强。逐渐地，经济学的语言也在发生变化，支持改革的学者和政治家有了靠近主流经济学的对话平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从此，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整套改革思路取得所谓“话语权”，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使得市场化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
小平同志下决心要使中国改革沿市场化方向坚持不懈走下去，可能有适应国际形势的政治机变，但更信得过的理由应该是：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与他的经济工作经验相当吻合。要说小平同志对市场化的改革方略受了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恐怕没有人相信。
作为一种科学，主流经济学应该是没有国界的，这一点应该没什么疑问。但也正因为作为一种科学，主流经济学是有它的缺点，这一点应该也没什么疑问。正因为是作为科学难以避免的缺点，主流经济学不仅对不发达国家会存在缺点，对发达国家也会有缺点。个人觉得，应该从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主流经济学及其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成败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