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实质是“共同富裕”
——解析小平同志的贫富观
不知不觉间，邓小平同志已经辞世整十年。人们在缅怀和谈论这位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常常会提到这样一个说法：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这个说法没有错，改革开放的确使国富了民强了，据有关数据，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09407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过3624.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379元，总体上看完全是翻天覆地。
贫穷不是社会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中，邓小平同志的思考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义”的问题。从1980年到1991年，邓小平同志不下二十次提出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1985年4月，小平同志曾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问题：“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回答，但谈得最多的也讲得最明确的恐怕就是贫富的角度，反复旗帜鲜明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982年9月，小平同志谈到：“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论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时，邓小平同志并非简单的有感而发，仅针对“文革”而言，仅就中国而言，而是放眼整个世界，着眼全球社会主义运动。1980年4月，小平同志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
或许也基于同样的原因，邓小平同志在对外交往中，没有为社会主义搞推销，而是奉劝一些非洲朋友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1989年3月，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小平同志表示：“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
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
既然贫穷肯定不是社会主义，那富裕是否自动即为社会主义呢？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没太留意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的主要问题还是贫穷，但1985年和1986年有段时间，邓小平同志曾集中讲过要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因为这时候中国正在脱贫。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两极分化的富裕已成为邓小平同志的关注重点。1990年12月，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并进一步表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等到1993年9月跟弟弟邓垦谈话时，邓小平同志就意识到“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对此可谓忧心忡忡，“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
显而易见，邓小平同志虽然要让社会主义消灭贫穷，要使中国人民走向富强，但毫不犹豫地、旗帜鲜明地、斩钉截铁地反对两极分化的富裕，并且三番五次极其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可谓振聋发馈！
在邓小平同志的心目中，两极分化就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名词。1986年9月，在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小平同志这样说过：“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或许也正是同样的道理，邓小平同志做了一桩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对“四人帮”当年所谓的“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表示同情。1987年4月，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小平同志说到，“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一贯反对“四人帮”的小平同志能说出这样的话，的确发人深省！
社会主义需要“共同富裕”
贫穷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的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同志的回答就是“共同富裕”！1992年南方谈话，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名言，妇孺皆知，响遍大江南北。事实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几乎都要提到另一句，那就是“共同富裕”！1978年9月，借毛主席的话，小平同志首度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说：“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
两个多月后的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上，小平同志正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此后，邓小平同志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多次宣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以至这句话成为他关于改革的代表性符号：“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
既然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那什么是“共同富裕”呢？我们平常似乎很少深究这一问题，很多人甚至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共同富裕”不过就是大伙儿一起发家致富，殊不知，凡涉及共同的事，下边的水都是很深的，博弈论上有名的“囚徒困境”就充分表明这一点。
对什么是“共同富裕”的思考与回答，最明显地反映出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首先，邓小平同志非常尊重现实，不是从理想出发，也不是从本本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大伙儿不可能一下子都富起来。1979年7月，小平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起来，一个地方总是有一部分先富裕起来。”
其次，邓小平同志非常尊重人性，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讲，他有人性化思维。1975年8月，小平同志就指出：“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按劳分配原则的，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现实差别决定了“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时富裕”，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共同富裕”有时间上的先后和程度上的差别的，绝非平均主义。1986年3月，小平同志曾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共同富裕”是和谐基础
“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和同等富裕，“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程度上的，那“共同富裕”所指究竟是什么呢？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被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共同富裕”的要义就正在这“和谐”二字上，如果要对“共同富裕”下一个定义的话，就可以这样说：所谓“共同富裕”，就是一定贫富差距下的和谐共进！邓小平同志虽然没有这样直接定义过，但的确可以从他在贫富角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众多论断中合乎逻辑地推出这一点：“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即是允许一定的贫富差距，如果不允许一定的贫富差距，“共同富裕”就没有路径，也缺乏动力；但一定的贫富差距又绝非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走了邪路”，要出乱子，意味着失败。
——那一定的贫富差距的度究竟在哪里呢？和谐共进是判别标准，都不共进了，都不和谐了，都出乱子了，还谈什么“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呢？即使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大乱将至，山雨欲来风满楼，一部分人还能富起来吗？一部分人还敢富起来吗？从这一意义上，现今建构和谐社会，的确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自然不过的发展！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平同志差不多就点了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成为中心课题。”
邓小平同志虽然没有直接对“和谐”二字点题，但在不同时间和场合的众多谈话中，“和谐”二字的确呼之欲出，甚至可以说已经跃然纸面。1988年9月，小平同志就指出：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显而易见，“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是讲照顾、讲全局、讲和谐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只考虑自己、不顾及别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
既然“共同富裕”是讲照顾、讲全局、讲和谐的，那什么时候实现“共同富裕”呢？对这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似乎没有明确地回答，表示“要研究”，1992年南方谈话中表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前不久，也就是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之际，《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先生，其中讲到这一问题：
记者：小平也指出要共同富裕，你觉得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刘吉：这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涉及到什么是共同富裕，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要认真研究，反正不能平均主义，至于什么时间，反正短不了，是个历史时期。他讲的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事。他是充分估计了这个艰难性的，当时有整理讲话的同志想把“几十代人”圈掉，结果他亲笔加上去“几十代人”。我们必须时刻重温邓小平理论。（《南方周末》2007年2月8日“专题”文章《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我们赞同刘吉先生所指出的，什么是共同富裕要认真研究，就像我们赞同邓小平同志表示什么时候实现共同富裕要研究一样。但我们更感觉，邓小平同志坚持把被删掉的“几十代人”重新加上，可能不是要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要等到多长时间以后，而是强调共同富裕乃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共同富裕”的过程不只是几十代人，而是几百代人，而是永远！
把“共同富裕”理解为一个静止的终点是明显错误的——我们怎么可能设想一个静止的共同富裕状态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熊彼特曾指出，资本主义主义是不断进化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的说法自相矛盾。我们也可以同样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与改革共进的过程，“稳定的共同富裕”、“什么时候实现共同富裕”是假问题！
最后，请允许我们以对“共同富裕”的解读来纪念已经离我们而去整十年的小平同志，同时也为我们眼下的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油：“共同富裕”是一定贫富差距下的和谐共进，它不是终点，而是过程，我们时时都需要“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和社会共识，绝不能拖延“共同富裕”。
